文/刘鹤亭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东说念主，是中国共产办法洞开的前驱，中国伟大的马克念念办法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独创东说念主和早期引导东说念主。作为改进家的李大钊，仍然保抓了学者的骨子。1918年，他任北京大学藏书楼主任；1920年，任北京大学教师，在史学系拔擢唯物史不雅推敲课程。1924年5月，李大钊（签字李守常）所著《史学要论》一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第51种文章持重出书，这是他系统发达其史学念念想的精熟之作。
2024年是《史学要论》问世100周年。这本文章和李大钊的其他历史表面作品，奠定了他中国马克念念办法史学奠基东说念主的地位。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那样，李大钊“是中国马克念念办法史学的奠基东说念主，写过《史学要论》等一系列历史表面文章”。历史学家白寿彝也评价说：“《史学要论》是一册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念念办法史学拓荒说念路的垂死文章。”在这一垂死文章问世100周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本书，很倾服李大钊在其中提议的诸多爽气看法。梗概可将这些爽气看法分为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数往知来”与“知新温故”：须不断改写的《孔子传》
笔者最近几年讲理“第二个连结”（即把马克念念办法基欢跃趣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衔接结）这一命题，在读到《史学要论》第一部分“什么是历史”中提议的“数往知来”与“知新温故”的辩证关系以及对于《孔子传》等需要不断改写的不雅点时，颇觉咫尺一亮。
◆1926年李大钊著《史学要论》（中共一大顾虑馆）。
李大钊以为，对古语“数往知来”庸俗的施展，就是一面温故，一面知新；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但这句话要应用在史学上，即是一件事，温故是知新的妙技，知新是温故的指标。改作历史，从头整理历史的材料，王人是温故的时间。在温故的使命中，天然不错得到很多的新知。在叙述完他对源自《论语》的谚语“数往知来”在历史推敲中的新意会之后，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咱们还不错把这句话倒装过来说，“知新温故”，也就是拿咱们日眉月异所突出的学问，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学问。东说念主们对于确切的事实的意识，终不成完全，是以要不断的温；东说念主们对于事实的意识，是一天一天的突出，是以以此去不断的温故的事实，亦必有不断的新看法透流露来。
换言之，“数往知来”与“知新温故”是一个辩证长入的经过。综合哄骗这种辩证挨次，咱们不错对“永续糊口的历史”获取更为长远的意会。李大钊指出，历史的真实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如故碰到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对于如故碰到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他以为前者比较的变动少，后者则时常变动。这是因为：“解喻是对于事实的学问，学问是天天增长的，天天扩大的，是以解喻是天天变动的。”李大钊列举对古代中国和希腊历史的不同书写，以证实这种辩证长入挨次的具体哄骗。
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李大钊以对孔子的意识和书写为例，折柳确切的孔子与历史的孔子，指出：“确切的孔子死了，不成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举止，涓滴不成变动了，然而那历史的孔子，自从确切的孔子故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东说念主的想像中，躲避于吾东说念主纪念中，今尚糊口于东说念主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朽。”“汉、唐时间东说念主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宋、明时间东说念主们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间东说念主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当代东说念主们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我方想像中的孔子，与本日我我方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恰是基于时间和个东说念主意识的不断变化，李大钊以为，《孔子传》和基督宗教的《基督传》、释教的《释迦牟尼传》、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传》等通常，王人需要不断地从头书写，以响应新的意识、回答新的需求。
这种新的历汗青写，背后是东说念主们意识不雅念的变化。跟着历史不雅和学问不断地突出，东说念主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意会也天然要不断地变动。对于当代东说念主历史不雅念的新变化，李大钊较着地指出：“进化论的历史不雅，修正了退落说的历史不雅；社会的历史不雅，修正了硬汉的历史不雅；经济的历史不雅，修正了政事的历史不雅；科学的历史不雅，修正了神学的历史不雅。”具体到书写《孔子传》不雅念的变化，李大钊指出：“前东说念主为孔子作传，必说孔子生时有怎样奇异吉祥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外传，说得天花灿烂。咱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谨防产生他这念念想的社会配景，而把那些古怪不经的外传一概删除。”也就是说，当代新书写的《孔子传》一方面要“作念减法”，删除附加在孔子身上的外传；另一方面则要“作念加法”，把孔子动作是生活在具体历史中的东说念主，勾画其念念想产生的社会配景。
恰是因为东说念主们不雅念看法上的不断变化，李大钊以为：“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何况王人要随时改作。”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改作历史，并不是改革历史经过本人，而是对历史征象的不雅点把柄新的科学学问赋予新的施展，这与政事经营家删改历史根柢不是一趟事。跟着时间的发展和意识的突出，要不断改作历史。倡导用新的看法不断改作历史，对于东说念主们目田念念想、立意创新，不宥于沉沦的论断，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需要补充的是，李大钊的视线并莫得局限于古代中国历史。在发达对于改写《孔子传》的不雅点之后，他还列举古今两种《希腊史》，进一步证实改作历史的必要性和垂死性。李大钊以为：“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这种真实是比较较而言的，而不是全王人的。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Grote，1794－1871）从1846年到1856年用十多年创作的12卷本《希腊史》，要比有“史学之父”之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的《希腊史》真实得多。希罗多德在他的时间，他只可作到阿谁地步，再不成更进了。格罗特在他我方的时间，天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成说是作到完全。基于这种哀怜的作风，李大钊倡导辩证地对待古东说念主，指出：“咱们天然不成轻于盲拜古东说念主，然亦不可轻于哄笑古东说念主。”这种辩证作风，对今天科学地分析地看待传统文化，有一定的鉴戒意旨。
二、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其体系及与关系学科的关系
在《史学要论》第二至第五部分，李大钊论证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强调历史表面的垂死性，同期叙述了历史学本人的体系以及与关系学科的关系。
在李大钊看来，当代史学应当是一种科学的学科，科学化是当代史学的追求。同期，作为一个马克念念办法者，他强调马克念念办法唯物史不雅的科学性特质过火在史学走向科学化中的作用。在《史学要论》第二部分“什么是历史学”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学就是推敲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推敲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东说念主生及为其产品的文化的学问。”在详情历史学的推敲对象之后，他以为历史学应遵守于成就历史表面。换言之，在整理、记叙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史的事实之表面的推敲”，“成就历史的一般表面”，“成就历史科学”。
◆李大钊
针对那时有东说念主怀疑“史学缺少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李大钊发达说念：“各式科学，跟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成不些许具有其特色，而况东说念主事科学与天然科学不可全然同视，东说念主事科学的史学与天然科学自异其趣。然以是之故，遽谓史学缺少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不成抽象引申，就一般史实为表面的推敲，吾东说念主亦期期以为不可。东说念主事征象的复杂，于推敲上特感繁难，亦诚为事实，然不成因为推敲繁难，遽谓东说念主事科学全不成成立，全不成存在。将史实汇类在一齐，而逐个抽出其庸俗的体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标明浩繁的理法，又安见其不成？”各式科学王人有自身的特色，历史学亦然这么，历史科学是不错成就起来的。天然，这种成就有一个经过，也就是说“科学不是能一旦一夕之间即能完成他的系统的。历史科学的系统，其完成亦须经相等的岁月，亦须赖巨额学者奋勉的努力”。第四部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答复史学在科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李大钊以欧洲为例，指出：近代科学出现以后，经过很多东说念主先后努力的成果，“于历史发见一定的礼貌，遂把史学提到与天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等的位置”。换言之，仅仅当东说念主们从历史中发现了“一定的礼貌”时，历史学在科学系统中才占有我方的位置。
在将历史学进步到科学的地位上，马克念念作出了很大的孝顺。李大钊发达说念：“马克念念是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试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天然科学发见因果律。”“马克念念一片，则以物资的分娩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表层。故社会的分娩挨次一有变动，则阿谁社会的政事、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相宜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成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就是马克念念等找出来的历史的根柢理法。”
在论证历史学约略成为一门科学之后，就要进一步发达其奈何具体成为一门科学。《史学要论》第三部分推敲“历史学的系统”。李大钊以为：“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叙的历史；一是历史表面，即吾东说念主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乃是指此历史表面一部分而言。在记叙的历史中，又可分为个东说念主史（即列传）、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东说念主类史六大部分。在历史表面中，亦可分为个东说念主阅历论（即比较列传学）、氏族阅历论、社团阅历论、国民阅历论、民族阅历论、东说念主类阅历论六大部分。”这里提议的历史学体系是一个全新的体系，它突破了传统史学以王侯将相为中枢、以王朝史为中枢、以政事史为中枢的体系，提议了从个东说念主史到东说念主类史为中枢的新花式。在这个新花式里，既包括微不雅档次也包括宏不雅档次的史学推敲，同期还包括若干的中间档次。在第五部分“史学与其关系学问的关系”中，李大钊把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分为六类，即：“第一类，讲话学，体裁。第二类，玄学，心情学，论理学，伦理学，好意思学，拔擢学，宗教学。第三类，政事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东说念主类学，东说念主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旧书学，古布告学。第五类，对于天然征象的诸种科学，过火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舆学。”他以为这些学问中，以体裁、玄学、社会学这三种，与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1949年4月28日，《东说念主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道》一文（作家：范文澜 王南）。
对于体裁与史学，李大钊以为，古代文史重迭，而当代推敲则需惩办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推敲历史的学者，不消为体裁众人，为诗东说念主，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推敲，与其要诗东说念主狂热的心理，毋宁要科学家安适的头脑”。另一方面，“至于记叙历史的编辑，自以历史体裁家握管为宜。因为体裁家的翰墨，能好意思术的描摹历史的事实，活灵活现，期于活见当日的实况，但为此亦须有其已毕，即以诗东说念主狂热的情热活泼历史的事实，应以不浮滥或统一事实为准”。
对于玄学与史学，李大钊从四个方面答复“以史学为主对于玄学的关系”，从六个方面叙述“以玄学为主对于史学的关系”，进而指出：“史学与玄学在学问上的搏斗，实聚积于两点：一为玄学史，一为历史玄学。”在答复历史玄学时，他列举“东说念主类的阅历果有一个前定的轨说念吗？”“东说念主水果有指标吗？历史果有指标吗？”等一系列问题，以为对这些问题的推敲，应采选如《论语》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科学作风。
对于社会学与史学，李大钊指出：“历史学的指标，在考试东说念主类社会生活的阅历过火变革，而社会学乃在东说念主类社会生活的连结过火组织。”“简明的说，历史学是把东说念主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推敲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东说念主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推敲的学问。”
三、当代历史学对于东说念主生作风的影响
在《史学要论》临了的第六部分，李大钊推敲“当代史学的推敲及于东说念主生作风的影响”，以为当代史学对东说念主生作风主要有两大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历史学是求竟然学问，推敲历史不错训导求竟然习性。李大钊以为：“所谓科学的作风，有二重心：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选藏的信条。”“这种求竟然作风，训导渐渍，长远于东说念主的心性，则可变成一种谨慎的习性，凡事王人要抛头出面去作，不驰于理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竟然作风作巩固的时间。以此作风修业，则真谛可明；以此作风劳动，则功业可就。”他不称许那种以为推敲历史敛迹后生东说念主念念想活跃的说法，指出：“只管活跃，只管激越，而不持重所据的场地是否实地，则其将来的企图，王人为空笔，王人为想象。”要寻求新天下，必须了解畴昔，独一“立在畴昔的天下上，寻出来的新天下，是竟然，实的，抛头出面不错达到的”。李大钊把历史比作高楼，独一登上去，才智远看：“畴昔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东说念主生天下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成列着咱们东说念主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独一助长老练踏践实地的健足，才智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张含韵，一览无遗，然后上临尽头，登楼四望，无穷的将来的出息，不尽的东说念主生的大不雅，才智比较的眺望明晰。在这种光景中，不错意识出来东说念主生前进的正途。咱们登这畴昔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将来东说念主生的光景过火说念路，意识的愈清。无穷的未下天下，独一在畴昔的崇楼顶上，才智看得明晰；无穷的畴昔的崇楼，独一老练练达巩固奋进的健足，才智登得上去。”大改进初期，经过五四洞开浸礼的先进分子不悦近况，尽力变革，憧憬将来，但有一部分东说念主，罕见是后生东说念主，不屑于巩固地干小事情，理想作念大职业。恰是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死力倡导求实精神，敕令东说念主们成就抛头出面的东说念主生不雅。
另一方面，历史是突出的，天下是突出的，纵有曲折，亦然螺旋高潮洞开。李大钊指出：“咱们在此突出的天下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不雅，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正途上上前行走，出息有咱们的光明，将来有咱们的黄金天下。这是当代史学给咱们的乐天努进的东说念主生不雅。”新历史不雅疼爱社会的糊口的本人，“这种历史不雅，诱掖咱们在历史中发见了咱们的天下，发见了咱们的我方，使咱们自愿咱们我方的巨擘，知说念畴昔的历史，就是咱们这么的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共同造出来的，当今乃至将来的历史，亦照旧如斯。”“读到硬汉勇士为国度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糟跶的场所，亦能意识出来这一班所谓硬汉所谓勇士的东说念主物，并非有与常东说念主有何殊异，仅仅他们嗅觉到这社会的条目猛烈些，想要得志这社会的条目的心理强烈些，是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住可歌可泣的悲催、壮剧。”用这种新历史不雅阅读汗青，不错引起读者产生如《孟子》中所说的“有为者亦如果”和“舜东说念主亦东说念主”这些共通的心理和感受。李大钊提倡奋进精神，亦然为大改进初期后生进入改进斗争饱读劲的。一方面抛头出面，一方面乐天努进，独一这么的东说念主，才智作念出大职业，对东说念主类有大孝顺。
需要补充的是，在揭示当代历史学对东说念主生积极意旨的同期，李大钊也猛烈地凝视到历史推敲可能带来的瑕玷，同期指示克服瑕玷的挨次。他写说念：“跟着史学推敲的利益，亦有些弊害影响到咱们心性上的。举例治史学的东说念主，临事遇物，常好彷徨审顾，且往往为琐屑小节所拘，不成达不雅其大者远者，这不成不说是跟着史学推敲发生的弊害。但若稍窥玄学的门径，此等弊害，均能以玄学的通识达不雅药之，稍一凝视，即能幸免。”
主要参考贵府：
1.李大钊：《史学要论》，载中国李大钊推敲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校原本）第四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3年版，第518—571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大众小书”本），北京出书社2016年版。该版块还收录李大钊《今与古》《史学与玄学》《东西文静根柢之异点》等多篇历史表面作品，以及瞿林东教师1999年撰写的《引子》。
3.胡乔木：《顾虑中国共产办法洞开的伟大前驱李大钊》，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2年第二版，第290—301页。
4.张静如：《李大钊论历史学——重读<史学要论>》，《历史教学》1989年第11期。
5.李小树：《李大钊史学表面蕴含的几个不雅念——顾虑<史学要论>问世80周年》，《史学表面推敲》2004年第3期。
6.邹兆辰：《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学问体系的孝顺——顾虑<史学要论>出书100周年》，《河北学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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